“过去亿配资，一定程度上存在重配合轻制约的问题；如今，刑事诉讼监督正不断向高质效履职校准‘航向’。”一位来自四川的基层检察院检察长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这不仅是他的个人感受。事实上，一场提升刑事诉讼监督能力的机制完善行动，正在检察机关全面推进。多位采访对象均认为：提升刑事诉讼监督质效的核心引擎，在于构建一套植根实践、衔接顺畅、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这不仅关乎监督效能，更决定了检察履职能否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一取消三不再”决定后，很多地方办案数据注的“水”被挤了出来，直观体现是相关数据出现大幅波动。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办案数据均保持相对稳定，此为何故？
据了解，2015年，北京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创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随后，北京市检察机关及时跟进加强监督，逐步实现派驻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室全域全覆盖，后在此基础上设立了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
在此过程中，针对监督职能分散的问题，北京市检察院于2016年成立立案监督和监督调查部，集中负责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等工作。今年3月，该院在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下，还设立了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等专业化小组。
这也与全国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经验交流座谈会的有关要求相契合：“各省级检察院要成立专门的办案组负责侦查监督工作，市级检察院和案件量较大的基层检察院，一般应当有专人专岗负责侦查监督工作，做到相关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高质效法律监督不是卷数据卷出来的，而是与专业化机制的设立与完善密切相关。
在安徽，省、市级检察院均成立了刑事诉讼监督专班，不断完善上下一体、连接贯通、协同履职机制。截至今年5月底，安徽省立案监督、纠正漏捕漏诉基层检察院空白点环比下降71.4%。
在四川，泸州市检察机关安排专人跟进监督意见落实情况。对于侦查人员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整改不到位、以“格式化”回复敷衍整改等情形，检察机关会通报给公安机关法制部门。
在江苏，已有105个检察院有专人负责侦查监督工作，通过明确的职责分工，确保监督从“偶然发现”走向“常态履职”。
各地检察机关的探索虽路径各异，但其内核高度一致：以制度化、专业化、体系化的建设破局，使刑事诉讼监督从“偶然发现、被动应对”走向“常态开展、主动作为”。
这不仅仅是机构职能的重新组合亿配资，或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更是一场深刻的监督履职机制变革。
今年2月，最高检在调研检察侦查工作时发现，多地在前案评查中发现侦查线索，又以检察侦查为手段，通过追根溯源、“由人纠案”，推动原案及关联案件的监督纠正。
“前案评查、同步侦查、监督纠错”的一体化办案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全过程参与、全流程监督刑事诉讼的优势，形成刑事检察与检察侦查部门协同履职的良好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规定（试行）》，推行“每案必检”机制。“各级检察机关要以此为契机，用好案件质量检查评查手段，结合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案件办理特点，探索建立符合诉讼监督案件特点、规律的评查检查办法。”全国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经验交流座谈会也对此作出明确要求。
把案件质量检查评查和蹲点式调研相结合，全面加强对刑事诉讼监督的质量管理，安徽省检察院也迈出了探索步伐。
6月中旬，安徽省检察院组织蹲点检查小组来到某基层检察院开始首轮蹲点调研。蹲点检查小组说明来意：“帮助找出制约刑事诉讼监督的短板、痛点……”该院根据检查重点，主动提供2024年以来办理的不起诉、捕后不起诉、捕后轻缓刑等案件的卷宗。
李某某故意伤害案，辨认过程没有见证人在场；杨某某盗窃案，侦查人员找到被盗财物后，没有履行勘验、扣押手续，直接将被盗财物返还给被害人……蹲点检查小组详细阅卷，与案件承办人交流后，一个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被挖了出来。
实践中，一个客观情况是，受近年来行政机关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等影响，行刑衔接工作成为当前刑事诉讼监督中的一个短板。据统计，今年1月至5月，全国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机关移送案件量同比下降54.42%，为2018年同期建议行政机关移送案件量的15.6%。
如何从推动建设法治政府、助力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的高度，把行刑衔接工作抓出成效？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检察院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与公安、行政执法部门形成“稽查案件必沟通，沟通案件必指导”的工作方式，推动行刑双向衔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山东省检察院依托府检联动，与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省海洋局等部门会签行刑衔接协议14份，督促做好线索移送等工作，防止以罚代刑。今年以来，该省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3人，同比稳步上升。
这些探索表明，检察机关在持续做好个案纠偏的同时，向着构建系统性、协同性的监督机制迈进。这种机制变革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一域一地的创新，而在于以制度化的确定性，廓清监督职责边界，优化监督协作生态，向真正的“善为之”监督不断迈进。
刑事诉讼监督机制的深层演进，其起点与终点均在于：能否让公平正义以可感、可知、可信的方式，抵达每一名诉讼参与人，抵达关心公平正义的人民群众？当法律监督成为权利救济的有效渠道，司法公信力便自然生长。这一点在被写入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的案例——王某诽谤立案监督案的办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该案被害人遭受诽谤长达10余年，曾尝试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向公安机关报案、提起刑事自诉等途径维护权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获得民事胜诉却未能执行、选择报案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提起刑事自诉却被法院驳回。
“我们在受理线索后，经调查核实发现，王某仅凭主观猜测，恶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诋毁他人声誉，情节严重，涉嫌诽谤罪，且不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情形，符合刑事公诉的条件。”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赵杰告诉记者，该院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经法院审理，王某因诽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赵杰拿出一份《网络诽谤案件立案监督工作办案指引》向记者介绍：“这是我们梳理有关网络诽谤案件办理经验后制定的指引，明确了自诉转公诉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和审查要点。”
这是各地检察机关将个案经验升华为普适性规则，为类案监督提供规范化指引的一个范例，也是落实最高检党组对加强刑事诉讼监督提出的“注重以点带面”要求的一个生动注脚。
除了洞察个案共性，以类案治理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关切，多地检察机关还推动一体融合监督履职机制的完善。
记者采访了解到，重庆市检察院对重大监督事项一体研判把关，指导基层检察院从“限高老赖”骗购飞机票的小案，挖掘出假冒军人证件类案监督线索，斩断制售假证灰产链条。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联合民事检察部一体部署，深化虚假诉讼监督线索摸排和双向移送，推动纠正虚假诉讼生效民事裁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刑事诉讼监督的机制“深犁”，像一场静默却深刻的革命，犁除的是监督力量分散、效果随机的痼疾，深耕的是监督行为规范、协同高效的“沃土”。由机制创新驱动监督质效跃升，正成为检察机关激活刑事诉讼监督动能、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路径。
（来源：检察日报·要闻版 记者：史兆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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